主页君按：爱情究竟是什么？学者罗兰·巴特曾在《恋人絮语》中写道：“我一生中遇到过成千上万个身体，并对其中的数百个产生欲望，但我真正爱上的只有一个。”有人将爱情归于荷尔蒙的因素，有人将之比喻为某种神秘的频率。无论如何，一段真正的爱恋在人的一生中都是无法磨灭的，因此理解为生命对于无聊人生的某种馈赠，应该并不过分。
当你陷入爱恋，你会时时刻刻思念着对方。然而，“这么想念对方，可能因为没有在一起，但是如果有一天真的在一起，又可能跟别人一样，开始的时候很好，慢慢又觉得很闷，最后平平淡淡分手。”这似乎成为了大多数恋情的魔咒。如何维持一段情感，也就成为了一门学问。
爱情最终会化为亲情，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。不过，从最初的热烈到最后亲人般的互相扶持，从最初的烈焰到最后的寂静之火，这或许也正是“爱情”的另一种表现形式。
我俩的故事：平如与美棠
饶平如、毛美棠夫妇
导语：87岁时，饶老先生患有老年痴呆症的妻子美棠去世。那之后有半年时间，他无以排遣，每日睡前醒后，都是难过，只好去他俩曾经去过的地方、结婚的地方，到处坐坐看看，聊以安慰。后来终于决定画下他俩的故事，他觉得死是没有办法的事，但画下来的时候，人还能存在。于是，他一笔一笔，从美棠童年画起……就这样亲手构建和存留下了的一个普通中国家庭的记忆，也记录下了中国人美好的精神世界。
我于一九四八年七月间回到江西南昌。
美棠和我的婚事定在农历八月中旬，现在就得开始准备起来。
我与定姐一起去临川把美棠一家接来南昌。她的嫁妆早已齐备，所缺些无关紧要的零星小物，我同她就仍是往洗马池那里去逛街采买。
一天，我们和弟弟一家三口一同上街，弟弟的儿子荫曾那时只有一岁。我们正要走进一家瓷器店时，荫曾忽然大哭起来，坚决不肯进门，于是他们一家只好守在门外。我和美棠两人进店，选了两副饭碗和调羹，价格还颇昂贵。谁知回来后被岳父看见，笑我们不懂瓷器，买的都是款式工艺过时的“古董”了……我们便也觉得好笑起来。
婚期就在眼前了。
婚礼前一日，我独坐在新房的小圆桌前想起了母亲。想她今日如能在这里，如能目睹我结婚成家的人生一幕，竟该何等高兴，而我又该何等美满。悲从中来，我终是伏在桌上痛哭起来。后来是八舅母进房来，坐在对面细声抚慰我良久，我才渐渐止住。
第二天一早，陈家桥这边的人就急急带着布置礼堂和婚礼的用品赶去江西大旅社。岳父母本就住在那里，美棠也在定姐一家的陪同下来到旅社里新娘的休息室化妆打扮。江西大旅社的大门前是一个小院子，院子左侧有一排精致的小店铺——一家美容美发店、一家摄影店和一家租借婚纱礼服的店。我去美发店最后修理发型，美棠则去选婚纱，我俩各顾各的。
江西大旅社是西式风格建筑，大厅宽广高大，挑高了两层楼。厅当中建有一个大的花台，置满各色花草，两侧有走廊，屋顶则是玻璃天窗。那天的阳光就透射而下，直照到婚礼的现场。这时的大厅也已经布置好了，地上铺了正红色地毯，正中前方摆了长方形的条桌，也铺了红绸桌布，其上放着结婚证书、美棠与我的印章和印泥等物，两边点燃了大红囍烛。
证婚人请的是时任江西省省主席的胡家凤。胡家凤因与父亲是从前北京法政大学堂的同学而相熟，出任省主席后劝父亲出来做点事，故父亲后来做了江西省的省参议员。胡家凤为人正直自持，先前任省政府秘书长的时候，因为家贫付不起“电灯费”而被电力部门以土政策剪断了电线。谁知不到一个月，胡家凤就被擢升为省主席，惊得电力部门连夜接通电线登门道歉，事情在全南昌传为笑谈，大家也都敬重主席的清廉。
客人们陆陆续续都到了，有两百余众。按礼，新郎官应该亲自去接证婚人。而这时胡家凤的专车也到了，我便上车，车辆往省政府驶去。省政府也许是前朝遗留下的府台衙门，陈旧而透着幽雅之气。未几，胡家凤便从厅中走出，着一身淡黄褐色的中山装。汽车缓缓开去旅社，因路上时有人群想围观一下省主席的真容，开不快。及至下车，父亲和亲友们已在门口迎接。随着证婚人的到来，现场的气氛又掀起一个小小高潮。
美棠和我这时并肩立于台下，她披一袭洁白婚纱，我着一身淡黄军装。那是当时军人里流行的美式卡其布军便服。两位傧相——大峥表弟和大忻表妹立在我俩身边，此刻也是光彩照人。证婚人立于前方中央，右侧站着父亲作主婚人，左侧站着婚礼司仪。我还记得司仪喊：“请证婚人致辞！”胡家凤便从衣袋里拿出发言稿，原来都是四字一句的祝词，全是文言词句，念了有三五分钟，可惜我俩都没听懂。接着司仪又喊：“请主婚人致辞！”父亲因是律师，口才好，他不用发言稿即兴讲，倒讲了有近一刻钟。以后便是“新郎新娘向证婚人鞠躬”“新郎新娘在结婚证书上盖章”，乃告礼成。
我们在江西大旅社大厅门口的入口处拍结婚照。这个门口并不十分宽大，呈扇形，四级台阶，两侧各有一根爱奥尼柱，檐亦扇形有纹饰。六十年来人世沉浮如飘萍无定，这张相片也散失在岁月里，然而回想起当日拍照时的情境，当时的光线怎样伏上这一檐一柱，至今历历眼前。
吃罢酒席，众人回到陈家桥。到了晚间，我俩的新房里挤满了宾客。闹新房开始了。美棠和我坐在床沿，听候大家“出题目”。众人有的要我们交代谈恋爱经过，有的则跟着逗笑取乐。这些都好应付。最难搞的要算罗家的大姐夫罗镜清——图中穿格子长袍的瘦高个子。我的大哥也热烈参与其中——图中光头穿蓝色长袍的那个，只不过，他不是来闹，而是来帮我解围的。罗镜清每回提出难缠的问题，我大哥便站出来缓冲和调停，帮助我们顺利过关。
婚后一天，岳父母一家返临川，美棠与我一早去送行。又过数日，姨姐将我与美棠、弟弟与弟媳丽珍叫到一起。在一间小房间里，她当着众人面拿出两个包裹，说这些是我母亲的遗物，她已经代为保管太久，如今终于一家人齐整，又都成了家，可以正式交还给我们了。一共是一斤黄金，我与弟弟各拿半斤。还有两箱衣物。美棠觉得我们不会在南昌久留，便只拣了一件母亲的羊皮袍子。那是一件新制的皮袍，外面为浅绿色的绸缎，里面的羊毛雪白，都有寸余长。其余都留给了丽珍。让人抱憾的是，其中还有母亲一个小小的白布包袱，内中是她一生所写的诗词手稿，也有些是我替她誊抄的。她小心翼翼包好后，包袱角上还用一根细的蓝色布带扎好。我把它放在衣箱里，因为行李太多，便把这只箱子运回南城，以为那里是老家，最安全。却未料我们此番离开南昌，竟再无机会回南城。世事更迭，母亲一生的诗稿最终未能留下片纸只字，此事令我悔恨至今。
▲选自：《平如美棠》饶平如著
杨绛：我们仨
钱锺书、杨绛夫妇
导语：钱氏夫妇在学界德高望重，《围城》、《洗澡》两部畅销书更令他们声名远播。然而，人们对其家庭生活却不甚了解。年，钱先生的逝世使文化界深感悲痛。但罕为人知的是他和杨女士唯一的女儿钱瑗已于此前(年)先他们而去。一生的伴侣、唯一的女儿相继离去，杨女士晚年之情景非常人所能体味。在人生的伴侣离去四年后，92岁高龄的杨女士用心记述了他们这个特殊家庭63年的风风雨雨、点点滴滴，结成回忆录《我们仨》。天上人间，阴阳殊途，却难断挚情。杨女士独伴青灯，用心灵向彼岸的亲人无声地倾诉着。作为老派知识分子，她的文字含蓄节制，那难以言表的亲情和忧伤弥漫在字里行间，令读者无不动容。生命的意义，不会因为躯体的生灭而有所改变，那安定于无常世事之上的温暖亲情已经把他们仨永远联结在一起，家的意义也在先生的书中得到了尽情的阐释。
有一晚，我做了一个梦。我和锺书一同散步，说说笑笑，走到了不知什么地方。太阳已经下山，黄昏薄暮，苍苍茫茫中，忽然锺书不见了。我四顾寻找，不见他的影踪。我喊他，没人应。只我一人，站在荒郊野地里，锺书不知到哪里去了。我大声呼喊，连名带姓地喊。喊声落在旷野里，好像给吞吃了似的，没留下一点依稀仿佛的音响。彻底的寂静，给沉沉夜色增添了分量，也加深了我的孤凄。往前看去，是一层深似一层的昏暗。我脚下是一条沙土路，旁边有林木，有潺潺流水，看不清楚溪流有多么宽广。向后看去，好像是连片的屋宇房舍，是有人烟的去处，但不见灯火，想必相离很远了。锺书自顾自先回家了吗？我也得回家呀。我正待寻觅归路，忽见一个老人拉着一辆空的黄包车，忙拦住他。他倒也停了车。可是我怎么也说不出要到哪里去，惶急中忽然醒了。锺书在我旁边的床上睡得正酣呢。
我转侧了半夜等锺书醒来，就告诉他我做了一个梦，如此这般；于是埋怨他怎么一声不响地撇下我自顾自走了。锺书并不为我梦中的他辩护，只安慰我说：那是老人的梦，他也常做。
是的，这类的梦我又做过多次，梦境不同而情味总相似。往往是我们两人从一个地方出来，他一晃不见了。我到处问询。无人理我。我或是来回寻找，走入一连串的死胡同，或独在昏暗的车站等车，等那末一班车，车也总不来。梦中凄凄惶惶，好像只要能找到他，就能一同回家。
锺书大概是记着我的埋怨，叫我做了一个长达万里的梦。
一九三五年七月，锺书不足二十五岁，我二十四岁略欠几天，我们结了婚同到英国牛津求学。我们离家远出，不复在父母庇荫之下，都有点战战兢兢；但有两人作伴，可相依为命。
锺书常自叹“拙手笨脚”。我只知道他不会打蝴蝶结，分不清左脚右脚，拿筷子只会像小孩儿那样一把抓。我并不知道其他方面他是怎样的笨，怎样的拙。
他初到牛津，就吻了牛津的地，磕掉大半个门牙。他是一人出门的，下公共汽车未及站稳，车就开了。他脸朝地摔一大跤。那时我们在老金(Mr.King)家做房客。同寓除了我们夫妇，还有住单身房的两位房客，一姓林，一姓曾，都是到牛津访问的医学专家。锺书摔了跤，自己又走回来，用大手绢捂着嘴。手绢上全是鲜血，抖开手绢，落下半枚断牙，满口鲜血。我急得不知怎样能把断牙续上。幸同寓都是医生。他们教我陪锺书赶快找牙医，拔去断牙，然后再镶假牙。
牛津大学的秋季始业(MichalmasTrm)在十月前后。当时还未开学。我们下船后曾在伦敦观光小住，不等学期开始就到牛津了。锺书已由官方为他安排停当，人埃克塞特(Extr)学院，攻读文学学士(B.Litt)学位。我正在接洽入学事。我打算进不供住宿的女子学院(HomStudnts)，但那里攻读文学的学额已满，要入学，只能修历史。我不愿意。
我曾毫不犹豫地放弃了美国韦斯利女子学院(WllslvCollg)的奖学金，因为奖学金只供学费。我的母校校长以为我傻，不敢向父亲争求。其实我爸爸早已答应我了。我只是心疼。
爸爸负担重，他已年老，我不愿增加他的背累。我指望考入清华研究院，可以公费出国。我居然考上了。可是我们当时的系主任偏重戏剧。外文系研究生没一个专攻戏剧。他说清华外文系研究生都没出息，外文系不设出国深造的公费学额。其实，比我高一级的赵萝蕤和我都是获得奖学金的优秀生，而清华派送出国的公费生中，有两人曾和我在东吴同学，我的学业成绩至少不输他们，我是获得东吴金钥匙奖的。偏我没出息？我暗想：假如我上清华外文系本科，假如我选修了戏剧课，说不定我也能写出一个小剧本来，说不定系主任会把我做培养对象呢。但是我的兴趣不在戏剧而在小说。那时候我年纪小，不懂得造化弄人，只觉得很不服气。既然我无缘公费出国，我就和锺书一同出国，借他的光，可省些生活费。
可是牛津的学费已较一般学校昂贵，还要另交导师费，房租伙食的费用也较高。假如我到别处上学，两人分居，就得两处开销，再加上来往旅费，并不合算。锺书磕掉门牙是意外事；但这类意外，也该放在预算之中。这样一算，他的公费就没多少能让我借光的了。万一我也有意外之需，我怎么办？我爸爸已经得了高血压症。那时候没有降压的药。我离开爸爸妈妈，心上已万分抱愧，我怎能忍心再向他们要钱？我不得已而求其次，只好安于做一个旁听生，听几门课，到大学图书馆(Bodlian)自习。
老金家供一日四餐——早餐、午餐、午后茶和晚餐。我们住一间双人卧房兼起居室，窗临花园，每日由老金的妻女收拾。我既不是正式学生，就没有功课，全部时间都可自己支配。我从没享受过这等自由。我在苏州上大学时，课余常在图书馆里寻寻觅觅，想走入文学领域而不得其门。考入清华后，又深感自己欠修许多文学课程，来不及补习。这回，在牛津大学图书馆里，满室满架都是文学经典，我正可以从容自在地好好补习。
图书馆临窗有一行单人书桌，我可以占据一个桌子。架上的书，我可以自己取。读不完的书可以留在桌上。在那里读书的学生寥寥无几，环境非常清静。我为自己定下课程表，一本一本书从头到尾细读。能这样读书，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？
学期开始后，锤书领得一件黑布背心，背上有两条黑布飘带。他是我国的庚款公费生，在牛津却是自费生(Commonr)。自费的男女学生，都穿这种黑布背心。男学生有一只硬的方顶帽子，但谁都不戴。领奖学金的学生穿长袍。女学生都戴软的方顶帽子。我看到满街都是穿学生装的人，大有失学儿童的自卑感，直羡慕人家有而我无份的那件黑布背心。
牛津大学的大课，课堂在大学楼；锺书所属学院的课，课堂借用学院的饭厅，都有好些旁听生。我上的课，锺书都不上。他有他的必修课。他最吃重的是导师和他一对一的课。我一个人穿着旗袍去上课，经常和两三位修女一起坐在课堂侧面的旁听座上，心上充满了自卑感。
锺书说我得福不知。他叫我看看他必修的课程。我看了，自幸不在学校管辖之下。他也叫我看看前两届的论文题目。这也使我自幸不必费这番功夫。不过，严格的训练，是我欠缺的。他呢，如果他也有我这么多自由阅读的时间，准会有更大的收获。反正我们两个都不怎么称心，而他的失望更大。
牛津有一位富翁名史博定(H.N.Spalding)。据说他将为牛津大学设立一个汉学教授的职位。他弟弟K.J.Spalding是汉学家，专研中国老庄哲学。K.J。是牛津某学院(BraznosCoLlg)的驻院研究员(FllowDon)。富翁请我们夫妇到他家吃茶，劝锺书放弃中国的奖学金，改行读哲学，做他弟弟的助手。他口气里，中国的奖学金区区不足道。锺书立即拒绝了他的建议。以后，我们和他仍有来往，他弟弟更是经常请我们到他那学院寓所去吃茶，借此请教许多问题。锺书对于攻读文学学士虽然不甚乐意，但放弃自己国家的奖学金而投靠外国富翁是决计不干的。
牛津大学的学生，多半是刚从贵族中学毕业的阔人家子弟，开学期间住在各个学院里，一到放假便四散旅游去了。牛津学制每年共三个学期，每学期八周，然后放假六周。第三个学期之后是长达三个多月的暑假。考试不在学期末而在毕业之前，也就是在入学二至四年之后。年轻学生多半临时抱佛脚，平时对学业不当一回事。他们晚间爱聚在酒店里喝酒，酒醉后淘气胡闹，犯校规是经常的事。所以锤书所属的学院里，每个学生有两位导师：一是学业导师，一是品行导师(moraltutor)。如学生淘气出格被拘，由品行导师保释。锺书的品行导师不过经常请我们夫妇吃茶而已。
牛津还有一项必须遵守的规矩。学生每周得在所属学院的食堂里吃四五次晚饭。吃饭，无非证明这学生住校。吃饭比上课更重要。据锺书说，获得优等文科学士学位(B.A.Honours)之后，再吃两年饭(即住校二年，不含假期)就是硕士；再吃四年饭，就成博士。
当时在牛津的中国留学生，大多是获得奖学金或领取政府津贴的。他们假期中也离开牛津，别处走走。唯独锺书直到三个学期之后的暑假才离开。
这在锺书并不稀奇。他不爱活动。我在清华借读半年间，游遍了北京名胜。他在清华待了四年，连玉泉山、八大处都没去过。清华校庆日，全校游颐和园。锺书也游过颐和园，他也游过一次香山，别处都没去过。直到一九三四年春，我在清华上学，他北来看我，才由我带着遍游北京名胜。他作过一组《北游诗》，有“今年破例作春游”句，如今删得只剩一首《玉泉山同绛》了。
我们沦陷上海，最艰苦的日子在珍珠港事变之后，抗日胜利之前。锺书除了在教会大学教课，又增添了两名拜门学生(三家一姓周、一姓钱、一姓方)。但我们的生活还是愈来愈艰苦。只说柴和米，就大非易事。
▲选自：《我们仨》杨绛著
周有光：我的人生故事
周有光、张允和夫妇
导语：周有光生于清朝光绪三十二年，后经北洋政府、国民党政府、新中国，读这位“四朝元老”的人生故事，就像在读中国近当代史。是什么样的家世、教育、交游背景铸就了周有光的生命底色？他是如何描述他心目中优秀学者？周有光与张允和如何成就七十年的爱情与婚姻传奇？是什么样的人生态度让周有光渡尽劫灰？岁的老人有何长寿与养生秘诀？汉语拼音与语文如何在周有光的笔下变得有用且有趣？周有光晚年在思考哪些问题？而这些思考为什么让他声誉渐隆？
张家四姐妹的名气很大，不光在中国，在外国都有很大的影响，前几年美国耶鲁大学的金安平女士撰写了一本《合肥四姊妹》。张家作为一个大家，开始于我老伴张允和的曾祖父张树声，张树声是跟随李鸿章打仗出身的，“张家”与“李家”相并列。李鸿章因母亲去世，清朝大官允许回家守孝三个月，李鸿章回乡丁忧的时候，职务就是由张树声代理的。张树声的官做得很大，任过直隶总督、两广总督、两江总督。所以下一代人也做了很大的官，到第三代张允和的父亲张武龄，生于清朝末年，受了新思想的影响。他知道家里有钱、有地位，但总这样下去不行，就决定离开安徽，到苏州兴办新式教育。年他在苏州办乐益女子学校，很成功。他跟蔡元培、蒋梦麟等当时许多有名的教育家结成朋友，帮助他把学校办好。他不接受外界捐款，别人想办法找捐款，他恰恰相反，有捐款也不要。当时有一个笑话，他的本家嘲笑他：“这个人笨得要死，钱不花在自己的儿女身上，花在别人的儿女身上。”其实，他在当时比较先进、开明，他的财产专门用来办教育，他对下一代主张，自己的钱只给儿女教育。
我的老伴兄弟姐妹一共十个，四个女的——“张家四姐妹”受到了当时比较好的教育。不仅是新的大学教育，传统国学的基础也比较好。叶圣陶在我岳父的学校教过书，他讲过一句话：“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，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。”
有趣味的是，我们家家道中落，她们家家道上升。当时家的架子还很大，我的父亲是教书的，要维持这么大一个家庭当然不行。我父亲后来自己办一个国学馆，收入不是很多，维持一个小家庭可以，维持一个大家庭当然不行。这样子，就穷下来，所以到了我读大学时是最穷的时候，连读大学的学费都拿不出来。
我们两家在苏州，我的妹妹周俊人在乐益女子中学读书。张允和是我妹妹的同学，常常来看我的妹妹，到我家来玩，这样我们就认识了。放假，我们家的兄弟姐妹，她们家的兄弟姐妹常常在一起玩。苏州最好玩的地方就是从阊门到虎丘，近的到虎丘，远的到东山，有很多路，还有河流，可以坐船，可以骑车，可以骑驴，骑驴到虎丘很好玩的，又没有危险。这样子一步一步，没有冲击式的恋爱过程。
我与张允和从认识到结婚的八年时间里，可以分三个阶段：第一个阶段，很普通的往来，主要在苏州；第二个阶段，到了上海开始交朋友，但是还不算是恋爱；第三个阶段，我在杭州民众教育学院教书，而她本来在上海读书，正好赶上浙江军阀与江苏军阀打仗，苏州到上海的交通瘫痪了，于是她就到杭州的之江大学借读。在杭州的一段时间，就是恋爱阶段。
我跟她从做朋友到恋爱到结婚，可以说是很自然，也很巧，起初都在苏州，我到上海读书，她后来也到上海读书。后来更巧的是我到杭州，她也到杭州。常在一起，慢慢地、慢慢地自然地发展，不是像现在“冲击式”的恋爱，我们是“流水式”的恋爱，不是大风大浪的恋爱。
她们家跟我们家距离不是太远，因为她们家跟学校是连起来的，一早我们就到她们家去玩了，所以她们家长一早就见过我，不是特意去拜访。她们父母对我很好，她的父亲当时应当说是很开通的，对儿女是主张恋爱自由，许多人用旧的方法到她们家说亲，他的父亲说：“婚姻让他们自由决定，父母不管。”她的父亲的思想在当时非常先进，这是受蔡元培他们的影响。他的学校办得也很好，也是受蔡元培他们的影响。他的学校也是自由主义，请来的老师只要教书好，政治背景不管。当时也不知道，共产党在苏州第一个机构就在他们学校成立，他也不管。
我们真正恋爱是在杭州，在苏州、在上海是朋友而已。开头我一个姐姐也在上海教书，那么我写了一封给张允和，我记不清内容了，大概是她们家托我姐姐带什么东西给她，我写信大概是问她收到了没有。很普通的一封信，可是我们在一起应该是好多年的老朋友了，收到第一封信，她很紧张，就跟她一个年纪大的同学商量，她的同学一看，这个信是很普通的，你不复他反而不好，就开始通信。那封信可以说是有意写的，也可以说是无意写的，很自然的。
和张允和认识之后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很少，因为我读书跟她读书不在一个学校，我工作时她还在读书。但是从前放假的时间很长，暑假都在苏州，常常在一起玩，特别在杭州，我在工作，她在那边读书。杭州地方比较小，又方便，附近又好，我们周末到西湖玩，西湖是最适合谈恋爱的。杭州后来也是破坏得厉害，原来庙的规模大得很，庙在古代就是旅馆，《西厢记》中，相国夫人和家人住在庙里，庙里招待得特别好。庙是谈恋爱的地方，庙是看戏的地方，庙是社交的地方。佛教能够兴旺，是跟社会结合起来的。
有一个趣味的事情，有一个星期天，我们一同到杭州灵隐寺，从山路步行上去。灵隐寺在当时规模很大，环境优美，现在只剩下了当中几间房子。当时恋爱跟现在不同，两个人距离至少要有一尺，不能手牵手，那时候是男女自由恋爱的开头，很拘束的。有趣的是，有一个和尚跟在我们后边听我们讲话，我们走累了，就在一棵树旁边坐下来，和尚也跟着坐下来，听我们讲话。听了半天，和尚问我：“这个外国人来到中国几年了？”他以为张允和是外国人，可能因为张允和的鼻子比普通人高一些。我就开玩笑说：“她来中国三年了。”和尚于是说：“怪不得她的中国话讲得那么好！”
张允和的嘴比较快，什么要隐瞒的话，她一下子就讲出来了，人家说她是“快嘴李翠莲”。张允和学历史，她研究历史有条件，因为古文底子好，从小读古书，《孟子》能从头到尾背出来。她小时候古文比我读得多。她常常跟我讲读书的情况，她的读书时代比我晚一点，因此比我更自由。老师是鼓励学生自己读书，她读了许多翻译的外国文学，受外国文学的影响比较大。可是另外一方面，她又受昆曲、中国古代文学影响。音乐方面，她喜欢中国古代音乐，我喜欢西洋音乐。她大学还没有毕业时，我毕业了，大概是年或年，我跟她交朋友时，夏天请她到上海听贝多芬的交响乐，在法租界的法国花园，一个人一个躺椅，躺着听，很贵，两个银元一张票，躺了半天她睡着了。这是一个笑话。她对西洋音乐不像我这么有兴趣，我对中国音乐不像她那么有兴趣。结了婚，她听中国音乐我去参加，我听西洋音乐她去参加。
她的时代比我更自由开放，她是中国第一批女子进大学的。张允和从小就学风琴，那时候早期没有钢琴。我的姐姐喜欢图画，我的大姐姐是日本美术学院毕业的，她的图画很好。可是我没有学图画，我学拉小提琴，我不想做小提琴家，就是学着好玩，学了再听小提琴就懂得什么是好坏。在日本，我跟一个老师学小提琴，老师要求我一天拉四个小时，我说：“不行，我是业余玩的，我有我的专业，没有多少时间。”我不想在音乐上花太长时间。
我和张允和谈恋爱时，社会上已经提倡自由恋爱，特别张允和的父亲完全采取自由化。可是当时恋爱不像现在，那时候和女朋友同出去，两个人还要离开一段，不能勾肩搭背，还是比较拘束。一种社会风气要改变，是慢慢地一步一步来的。
▲选自：《我的人生故事》周有光著
暮年金岳霖谈林徽因：此情只应天上有
金岳霖与林徽因
导语：金岳霖一九一四年毕业于清华学校，后留学美国、英国，又游学欧洲诸国，回国后主要执教于清华和北大。他从青年时代起就饱受欧风美雨的沐浴，生活相当西化。西装革履，加上一米八的高个头，仪表堂堂，极富绅士气度。然而他又常常不像绅士。他酷爱养大斗鸡，屋角还摆着许多蛐蛐缸。吃饭时，大斗鸡堂而皇之地伸脖啄食桌上菜肴，他竟安之若泰，与鸡平等共餐。听说他眼疾怕光，长年戴着像网球运动员的一圈大檐儿帽子，连上课也不例外。他的眼镜，据传两边不一样，一边竟是黑的。而在所有关于金岳霖的传闻中，最引人注目的一件事，是他终生未娶。阐释的版本相当一致：他一直恋着建筑学家、诗人林徽因。
一九八三年，我跟我的老师陈钟英先生开始着手林徽因诗文首次编纂结集工作。林徽因已于五十年代去世，其文学作品几乎湮没于世。为收集作品，了解作者生平，这年夏天我们到北京访问金岳霖。这时他已八十八高龄，跟他同辈的几位老人说，他有冠心病，几年来，因肺炎住院已是几进几出了。他身体衰弱，行动不便，记性也不佳，一次交谈只能十来分钟，谈长点就睡着了。几年前，在老友们的怂恿催促下，他开始写些回忆文字，但每天只能写百多字。这一年由于体力精力不济，已停笔了。听了这些话，我的心凉了半截。不过，一位熟知他的老太太的话却给了我们一丝希望与鼓舞：“那个老金呀，早年的事情是近代史，现在的事情是古代史。”
我们找到北京东城区干面胡同金岳霖寓所。进了他的房间，见他深坐在一张低矮宽扶手大沙发里。头上依旧戴着一圈宽檐遮光帽，头顶上露出绺绺白发，架着黑框眼镜。瘦长的双手摊在扶手上，手背上暴起一根根青筋。两脚套着短袜，伸直搁在一张矮凳上。他的听力不佳，对我们进来似乎没有什么反应。我们坐近他身边，对着他耳朵，一字一句地说明来意。我趁陈钟英先生跟他慢慢解释的当儿，打量着屋里的摆设。屋里右边，一张老式横案桌上摆着一些书，桌边挂着一根手杖，还斜靠着一根拳头粗、一人多高、顶端雕有兽头的漆金权杖，大概是学生们送的。作为哲学界和逻辑学界的权威与泰斗，这根金色的权杖，于他是颇具象征性的礼品。屋子右边，则摆着一个有靠背的坐式马桶。他要靠人扶着就此如厕。这金色的权杖与暗淡的马桶所形成的巨大反差，顿令我感到人生易老，时光无情。
我们对着他耳边问谁了解林徽因的作品时，他显得黯然，用浓重沙哑的喉音缓缓地说：“可惜有些人已经过去了！”我们把一本用毛笔大楷抄录的林徽因诗集给他看，希望从他的回忆里，得到一点诠释的启迪。他轻轻地翻着，回忆道：“林徽因啊，这个人很特别，我常常不知道她在想什么。好多次她在急，好像做诗她没做出来。有句诗叫什么，哦，好像叫‘黄水塘的白鸭’，大概后来诗没做成……”慢慢地，他翻到了另一页，忽然高喊起来：“哎呀，八月的忧愁！”我吃了一惊，怀疑那高八度的惊叹声，竟是从那衰弱的躯体里发出的。只听他接着念下去：“哎呀，‘黄水塘里游着白鸭，高粱梗油青的刚过了头……’”他居然一句一句把诗读下去。末了，他扬起头，欣慰地说：“她终于写成了，她终于写成了！”林徽因这首《八月的忧愁》是优美的田园诗，发表于一九三六年，构思当是更早。事隔已半个世纪，金岳霖怎么对第一句记得这么牢？定是他时时北京治疗白癜风术要多少钱关于北京白癜风的治疗
